在这里吃饭 “10块钱就能管饱”

管哲今年刚满30岁，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他，高三那年生了场重病，花光了家里的20万元积蓄。最终他放弃了高考，去一家饺子馆当面点学徒。2012年，22岁的他被派到北京分店，从此进了北京。他在北京工作，拿的却是哈尔滨的工资，再加上饺子馆厨房空间狭小，工作时间又长，做了4年面点师傅后，管哲终于忍受不了压抑的工作环境，干脆辞职不干，送起了外卖。

一进入松兰堡村，便感觉村里村外是两个世界。和村外大小商家规范店招相比，村里的招牌则显示出无处不在的“混搭”气质。

一位松兰堡村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对外出租房子，村民平日里就靠着租金为生。他指着一栋灰白色的四层小楼说，“这家的房子一层就可以隔出15个房间，一共四层，一个月租金收入就有4万多块钱。”

好在松兰堡的租金不贵，一个单间平均每月只要600元，如果要整租一个套间，也只要1500元。相比北京其他地区动辄几千、上万元的房租，这里交通便利，附近有地铁和公交站，很多外来务工者和初入职场的大学生，都愿意在这里租住。

早些年，松兰堡地区的治安不好。每到晚上就有喝醉酒的人打架，走在路上拿着砍刀的场景时有发生。随着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，现在这类情况就很少发生了，但各种安全事故还是不断出现。

就在6月底的某天早上，附近的兰堡公寓小区还发生过一次火灾。据说大火是住户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造成的，事故造成2人死亡。

虽然外卖员的工资不算太低，但他们对房租的接受水平普遍都在每月1000元以下，所以很少通过中介租房，也不会住在正规的小区里。

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介绍，他们大都住在北京四五环外的城中村，也有的散住在三环以内老旧小区的居民楼里，或者藏身于市内条件很差的胡同。不论在哪里住，他们普遍都采用群租的方式。比如，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，会被隔断成四五个房间，每个房间放上两三张上下铺的床，一套房里能住十几个人。

记得刚做外卖那会儿，管哲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，每个月房租只要300元，阴冷、昏暗又潮湿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后来，政府不让住在地下室，他住过根本就不隔音的公寓楼，也住过十几个人的群租房，最后才搬到更远的城中村。

虽然大量外卖员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工作，但他们长期不是社会关注焦点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用“蜂鸟”来比喻他们。他解释说，“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，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，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，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，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。每次的城市游走，每次的回家探亲，都让他们无所适从。只有不停向上飞翔，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。”

廉思课题组对北京市快递、外卖小哥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，这一群体超九成以上的（92.32％）为非京籍，其中有超八成（83.33％）出生于乡镇地区。家乡地主要为环京区域的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黑龙江等劳动力输出大省。廉思把他们的生存状态称为“游牧化生存”。

摩托车拐过几条小路，终于到了管哲住的地方。这是当地村民家的一个独栋房子，管哲租的是一楼的小房间，每月房租700元，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多。屋内除了几样简陋的家具，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用品。由于房间没窗户，一进入屋子，一股异味便扑鼻而来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打开门通风。

“每天8点多出门参加晨会，到晚上11点多下班回家，这里对我来说，只是个睡觉的地方，能够满足简单的生活需求就行了。”他说。

工作日的白天，松兰堡暂时少了许多喧嚣和人气，只有到晚上才热闹起来。6点以后，年轻的打工者们开始陆续下班返回住的地方。从村口一进入就能看到，路两边店铺的招牌指示灯天还没黑就亮了起来，有白族风味馆、安徽牛肉板面、新疆阿里巴巴烧烤，还有无处不在的兰州牛肉拉面。

这些街边餐馆很多都是外地人开的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来自北方农村为主，这里的餐馆也大多是面食。“村外吃饭价格很贵，村里的餐馆就很实惠，”管哲说，“10块钱就能管饱。”

城中村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好，但对管哲来说倒还算便利。除了餐馆之外，各种杂食店、小超市、水果店遍地都是。管哲工作的外卖站点在昌平城区，距离松兰堡村还有10公里。他说，住习惯了，就懒得再搬家。他的同事们也都住在昌平各处的城中村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