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哲今年刚满30岁,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他,高三那年生了场重病,花光了家里的20万元积蓄。最终他放弃了高考,去一家饺子馆当面点学徒。2012年,22岁的他被派到北京分店,从此进了北京。他在北京工作,拿的却是哈尔滨的工资,再加上饺子馆厨房空间狭小,工作时间又长,做了4年面点师傅后,管哲终于忍受不了压抑的工作环境,干脆辞职不干,送起了外卖。
一进入松兰堡村,便感觉村里村外是两个世界。和村外大小商家规范店招相比,村里的招牌则显示出无处不在的“混搭”气质。
一位松兰堡村民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对外出租房子,村民平日里就靠着租金为生。他指着一栋灰白色的四层小楼说,“这家的房子一层就可以隔出15个房间,一共四层,一个月租金收入就有4万多块钱。”
好在松兰堡的租金不贵,一个单间平均每月只要600元,如果要整租一个套间,也只要1500元。相比北京其他地区动辄几千、上万元的房租,这里交通便利,附近有地铁和公交站,很多外来务工者和初入职场的大学生,都愿意在这里租住。
早些年,松兰堡地区的治安不好。每到晚上就有喝醉酒的人打架,走在路上拿着砍刀的场景时有发生。随着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,现在这类情况就很少发生了,但各种安全事故还是不断出现。
就在6月底的某天早上,附近的兰堡公寓小区还发生过一次火灾。据说大火是住户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造成的,事故造成2人死亡。
虽然外卖员的工资不算太低,但他们对房租的接受水平普遍都在每月1000元以下,所以很少通过中介租房,也不会住在正规的小区里。
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介绍,他们大都住在北京四五环外的城中村,也有的散住在三环以内老旧小区的居民楼里,或者藏身于市内条件很差的胡同。不论在哪里住,他们普遍都采用群租的方式。比如,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,会被隔断成四五个房间,每个房间放上两三张上下铺的床,一套房里能住十几个人。
记得刚做外卖那会儿,管哲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,每个月房租只要300元,阴冷、昏暗又潮湿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后来,政府不让住在地下室,他住过根本就不隔音的公寓楼,也住过十几个人的群租房,最后才搬到更远的城中村。
虽然大量外卖员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工作,但他们长期不是社会关注焦点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用“蜂鸟”来比喻他们。他解释说,“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,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,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,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,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。每次的城市游走,每次的回家探亲,都让他们无所适从。只有不停向上飞翔,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。”
廉思课题组对北京市快递、外卖小哥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,这一群体超九成以上的(92.32%)为非京籍,其中有超八成(83.33%)出生于乡镇地区。家乡地主要为环京区域的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黑龙江等劳动力输出大省。廉思把他们的生存状态称为“游牧化生存”。
摩托车拐过几条小路,终于到了管哲住的地方。这是当地村民家的一个独栋房子,管哲租的是一楼的小房间,每月房租700元,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多。屋内除了几样简陋的家具,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用品。由于房间没窗户,一进入屋子,一股异味便扑鼻而来。他有些不好意思,连忙打开门通风。
“每天8点多出门参加晨会,到晚上11点多下班回家,这里对我来说,只是个睡觉的地方,能够满足简单的生活需求就行了。”他说。
工作日的白天,松兰堡暂时少了许多喧嚣和人气,只有到晚上才热闹起来。6点以后,年轻的打工者们开始陆续下班返回住的地方。从村口一进入就能看到,路两边店铺的招牌指示灯天还没黑就亮了起来,有白族风味馆、安徽牛肉板面、新疆阿里巴巴烧烤,还有无处不在的兰州牛肉拉面。
这些街边餐馆很多都是外地人开的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来自北方农村为主,这里的餐馆也大多是面食。“村外吃饭价格很贵,村里的餐馆就很实惠,”管哲说,“10块钱就能管饱。”
城中村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好,但对管哲来说倒还算便利。除了餐馆之外,各种杂食店、小超市、水果店遍地都是。管哲工作的外卖站点在昌平城区,距离松兰堡村还有10公里。他说,住习惯了,就懒得再搬家。他的同事们也都住在昌平各处的城中村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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