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州地区饿了么的市场占有率高于美团。温州一家餐饮店“天下老泡泡”两年前上线饿了么，佣金20%左右，创始人戴细娥透露，3月24日，饿了么工作人员要求她与之独家合作，否则将提高佣金比例。戴细娥还在考虑过程中，一周后饿了么将抽佣费率提高到27%。
中国消费者报报道，今年3月，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十几家餐饮商家集体联名，将饿了么举报到了当地市场监督局，缘由是饿了么要求商户签独家合同，并商家收取500元“独家保证金”，如果商家与美团外卖合作，饿了么则采取涨点或强制关闭店铺手段，保证金也不予退还。
这一切背后则是美团与饿了么竞争的白热化。
在完成一二线核心城市的市场布局后，下沉成为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的发力重点。自团购时期起就以“农村包围城市”战略深入市场的美团外卖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建立优势；而饿了么在2019年7月投入30亿元开启夏季战役时，也将渗透三四线城市作为重要部署。
过去一年，美团外卖在低线城市增长快速。
2019年财报提到，在消费者端，美团于低线城市的餐饮外卖业务贡献越来越大，交易金额增长越来越快。低线城市仍然是美团点评用户增长的主要驱动力。大多数新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。
面临饿了么在下沉市场中的追赶，美团势必要进行防御。
美团在回应中称，在美团平台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%至20%之间。《深网》从餐饮行业人士处了解到，在一些城市和地区，美团是通过代理商来打进市场，这部分市场最高能达到28%。
所谓代理，即非美团外卖自营，通过第三方去和商户谈判，下沉速度快。通常来说，在商户的抽拥中，美团拿到的比例是固定的，其余高出的部分是进了代理商口袋，并且代理商在其中还存在博弈空间。
刘硕对《深网》回忆，他们曾在上线饿了么之前与美团外卖负责人进行过沟通，美团外卖负责人明确告知要“二选一”，并且可以给予更低的佣金费率。伴随签独要求，佣金比例也在去年集中上调。刘硕记得，2019年7月之前美团外卖佣金为15%，随后在7月左右上调至18%，到年底涨至20%。
不过，曾姝骞告诉《深网》，二选一在抢占市场时属于一种商业行为，优质商家被逼独情况很少，有的话都是因为拿到了更好的资源。优质商家在与平台谈协议条款时是存在博弈空间的，关键在于衡量二选一到底值不值，因为在很多区域美团外卖市场占有率高于饿了么，两个平台都上线也并不一定划算。
为什么此次广东地区矛盾爆发？
广东省市是著名的餐饮大省。由中国饭店协会联合新华网发布的《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18财年广东省餐饮收入为3884.6亿元，排名位居全国第二。
广东巨大的餐饮外卖市场空间，势必也成为美团和饿了么争夺的重要战场。而疫情期间的影响客观上成为外卖平台争夺市场的机遇。
受到疫情影响，众多餐饮企业挣扎在存亡线上。
广东餐协在今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，春节期间30%的持续营业的企业同比营收下降5成以上，其中30%的企业收入几乎为0；参与调查的正餐类企业同比宴席减收达2亿元之多；绝大部分企业面临租金、人工、能耗、税收等多重成本压力，客流、现金流严重不足的困境如无法得到及时缓解，将在1-2月内引发闭店潮。
堂食关闭后，外卖无疑成为一棵救命稻草，是唯一的现金流量池。
广东一位外卖代运营人士对《深网》表示，此前广东上线外卖的商家约为50-60%，但每月收入占比较少，很多都在100-200单，尤其是对于大型酒楼来说，外卖的重要性并不强。
《深网》向广东餐协询问疫情期间上线外卖的商户数量，尚未得到回复。美团方面提供的数据则显示，疫情期间美团外卖广东地区新增3万餐饮商家。
美团提供数据还显示，自复工复产以来，广州、深圳等广东一线城市外卖新增用户飙升，较1月底相比，广深美团外卖新增用户数增长154%，其中深圳新增用户数排全国第二。疫情期间，粤式点心、奶茶、粤式小炒、酸菜鱼、砂锅粥成为广东人最喜欢点的外卖单品。自3月20日以来，粤式点心的外卖订单量比2月份同期增长了5倍。
一位餐饮行业从业者对《深网》分析称，广东地区有独特的餐饮文化，且多以堂食为主，因此在疫情亏损期间不得已上线外卖尽量弥补损失，而由于对平台给出的佣金没有很高认知，因此对于平台并不能完全认同。
无论是佣金比例还是独签，背后实际上是美团外卖与饿了么在争夺市场时捆绑商家的一场博弈。竞争没有结束，这场博弈就不会有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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